言不由衷？還是辭不達意？

身體氣象館、法國盲點劇團《敲天堂之門》
國家劇院實驗劇場
三月四日晚七點半

「如果我死了，妳／你會為我哀傷嗎？」
如果有一天，台灣的劇場沒了，觀眾會有任何感受和損失嗎？
如果中國積極地要與台灣分裂，台灣人會覺得滿足嗎？
一旦台灣的社會與經濟徹底崩潰了，中國大陸仍會鍥而不捨地追求統一嗎？
值此「廢統」爭議餘波蕩漾的新聞炒作時期，法國盲點劇團導演培松地編導的最新作品《敲天堂之門》，試圖碰觸廿一世紀中國與台灣的族群認同問題，集結台灣（6人）與北京（3人）兩地的演員，分別節選俄國劇作家契訶夫作品中的場景台詞，盤根錯節地呈現一齣凝煉肢體與視覺畫面的製作。在寧靜、簡潔的節奏氣氛下，隨時爆發震撼與驚異的暴力；而關乎創作初衷的「大哉問」，則在九位演員真實的「當下」，若現若隱。
劇場表演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巨大的「問號」，創作者只能轉而尋求小我鑽研的牛角尖，來「定義」自己模糊的座標。因此，培松地提出了一個相當犀利的問題：「每個人都在他人身上看到同樣的徹底絕望。為何台灣和大陸應該共處，而我們自己卻無法和自己和解呢？」
不過，劇場也可以非常真實，再怎麼形而上的思考，到了黑盒子這個空間裡，觀眾入戲不入戲的眼神，讓所有細節，都面臨「非真即假」的殘酷考驗。《敲》劇中契訶夫的台詞，變得文謅謅而矯情，斷裂而不知所云，即使演員的肉體與情感如此誠摯。難道在「大哉問」之下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變得「言不由衷」？「辭不達意」？
單一惱人的人為噪音（如嘴巴發出的嘖嘖聲、剃牙聲、吸吮聲或指敲琴鍵聲等），總是尾隨、窺探著演員的獨白；演員彼此緊張、慾望的呈現，總與施虐和被虐式的關係對話；看似尋常無為的動作，總會被舞台物件意外的墜落或拋擲，變成生活的暴力；明明是溫暖的擁抱，反而在速度的扭曲下，變成毀滅式的衝撞。
這是培松地作品的獨特性。問題是，如果怎麼都看不懂，那還會有意義嗎？獨特的手法與形式之外，我們還需要劇場表達思想；至少，提出創作者的看法。即使是錯的，也讓我們看出來「錯」哪裡，「錯」什麼，不也挺人性？！否則，演員日復一日重現「當下」的真實，似乎也會變成機械性的routine（日常行為）。想想，不是挺讓人不寒而慄？也許如此，本來好端端的「愛情」，被舞台上的演員「談」成了某種制約式的「符號」，觀眾被「嚇」得更疏離。還會有多少人珍惜那九位來自不同背景、操不同口音的演員，克服了多少困難才相處在一個空間裡？！
「演員在我們面前實踐了時間…他們夜夜植樹後拔樹、生子後弒子、寫書後撕書。」只剩下這句話，令人動容。

（本文刊載於三月八日民生報新藝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