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iday, March 10, 2006

言不由衷?還是辭不達意?

身體氣象館、法國盲點劇團《敲天堂之門》
國家劇院實驗劇場
三月四日晚七點半

「如果我死了,妳/你會為我哀傷嗎?」
如果有一天,台灣的劇場沒了,觀眾會有任何感受和損失嗎?
如果中國積極地要與台灣分裂,台灣人會覺得滿足嗎?
一旦台灣的社會與經濟徹底崩潰了,中國大陸仍會鍥而不捨地追求統一嗎?
值此「廢統」爭議餘波蕩漾的新聞炒作時期,法國盲點劇團導演培松地編導的最新作品《敲天堂之門》,試圖碰觸廿一世紀中國與台灣的族群認同問題,集結台灣(6人)與北京(3人)兩地的演員,分別節選俄國劇作家契訶夫作品中的場景台詞,盤根錯節地呈現一齣凝煉肢體與視覺畫面的製作。在寧靜、簡潔的節奏氣氛下,隨時爆發震撼與驚異的暴力;而關乎創作初衷的「大哉問」,則在九位演員真實的「當下」,若現若隱。
劇場表演無法解決現實生活中巨大的「問號」,創作者只能轉而尋求小我鑽研的牛角尖,來「定義」自己模糊的座標。因此,培松地提出了一個相當犀利的問題:「每個人都在他人身上看到同樣的徹底絕望。為何台灣和大陸應該共處,而我們自己卻無法和自己和解呢?」
不過,劇場也可以非常真實,再怎麼形而上的思考,到了黑盒子這個空間裡,觀眾入戲不入戲的眼神,讓所有細節,都面臨「非真即假」的殘酷考驗。《敲》劇中契訶夫的台詞,變得文謅謅而矯情,斷裂而不知所云,即使演員的肉體與情感如此誠摯。難道在「大哉問」之下,我們每個人都會變得「言不由衷」?「辭不達意」?
單一惱人的人為噪音(如嘴巴發出的嘖嘖聲、剃牙聲、吸吮聲或指敲琴鍵聲等),總是尾隨、窺探著演員的獨白;演員彼此緊張、慾望的呈現,總與施虐和被虐式的關係對話;看似尋常無為的動作,總會被舞台物件意外的墜落或拋擲,變成生活的暴力;明明是溫暖的擁抱,反而在速度的扭曲下,變成毀滅式的衝撞。
這是培松地作品的獨特性。問題是,如果怎麼都看不懂,那還會有意義嗎?獨特的手法與形式之外,我們還需要劇場表達思想;至少,提出創作者的看法。即使是錯的,也讓我們看出來「錯」哪裡,「錯」什麼,不也挺人性?!否則,演員日復一日重現「當下」的真實,似乎也會變成機械性的routine(日常行為)。想想,不是挺讓人不寒而慄?也許如此,本來好端端的「愛情」,被舞台上的演員「談」成了某種制約式的「符號」,觀眾被「嚇」得更疏離。還會有多少人珍惜那九位來自不同背景、操不同口音的演員,克服了多少困難才相處在一個空間裡?!
「演員在我們面前實踐了時間…他們夜夜植樹後拔樹、生子後弒子、寫書後撕書。」只剩下這句話,令人動容。

(本文刊載於三月八日民生報新藝見)

The sanctuary of Asclepios to whom LaMama E.T.C. had just made a play to pay tribut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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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臘雅典郊區知名劇場Epidaur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