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「弄拙成巧」的打「狗」姿態

台灣流民寨帳篷劇《無路可退》
台北縣永和市福和河濱公園停車場
4月23日晚場

沒有人喜歡討罵挨，但我常以進他們的「帳篷」挨幾頓嘴皮子而自得其樂。流行歌曲都唱著「愛到無路可退」，矯情描繪著一種無法控制的欲求與自憐；台灣流民寨這群表演者所詮釋的「無路可退」，則是理直氣壯地表現著一種為無辜而純真的底層呼籲宣示的姿態。

流民寨表現的姿態，不若差事劇團編導鍾喬那樣嫻熟於文字的操弄與曖昧，也不像日本野戰之月編導櫻井大造那般斧鑿符號與象徵的迷宮。他們自陰暗的角落，以銳利的眼神逼視當代觀眾；藉著一個主要角色的死亡象徵，劇本簡單扼要的結構，攫取了今昔一處被／幾將遺忘的歷史，看得出編導用意的人，應該很難不被一爪子刺得滿是傷痕。

靈感源自作家藍博洲所寫《麥浪歌詠隊》，編導（段惠民與林欣怡）以一場無人憑弔的拾荒老人阿廢的告別式開頭；象徵現實主義者的經理金寶（朱正明飾），與比喻當今樂觀的悲觀主義者員工嬋娟（林欣怡飾）討論著如何處理死者遺體，而我們逐漸從老人生前好友、同行阿Q（許雅紅飾，也兼飾鄉下人）的談話裡得知死者過去的一段往事。全劇情節除了藉著虛構「稻浪歌詠隊」隊長（李薇飾）的犧牲，暗喻六十年前白色恐怖時期，由台灣及外省籍台大與政大學生組成「麥浪歌詠隊」慘遭冤死的歷史，也利用故事中脫隊成員雲老師（李昀飾，也兼飾雲醫生）的角色，試著從現代時空追溯、對比，批判盲目追隨、只重私利的美、日資本主義者。

「再怎麼說，我們都只是披著農民外衣的老師、學生，身體是騙不了人的，苦難也偽裝不來的；即使看過再多的田地和農民的血淚也進不到我的骨子裡……我是這籃水果中撞壞的果子，早點把我撿出來，免得造成整籃水果發酸腐爛。」（原作劇本）

這是劇中雲老師的台詞，也是作者痛心狠砸文化界的深刻心聲。

編劇對當今社會與階級的觀察與體驗，其實令我相當驚豔也慚愧；象徵性的角色，巧妙地呈現對文化的批判。一如過去帳篷戲劇常被笑談的血脈噴張、口水四濺式的表演，段惠民等也繼承了這樣的風格；而我主觀地認為，帳篷狹小擁擠卻又多元利用的空間，以及身體徹底勞動後所致張牙舞爪般的表演方式，讓這齣角色充滿象徵、情節隨意跳躍的文本，展露了更合適的殘酷激情。因為角色台詞是這麼地不符合寫實邏輯，對話的情節更是隨著作者主觀安排而進行，櫻井大造千叮萬囑的對抗性表演姿態，竟在台灣流民寨這次演出裡，成功塑造了台灣當下劇場表演的「妖魔怪獸」。

拉開嗓門嘶吼，應該是不再忌諱角色的定義與背景，而是全力傳達演員付出的決心；更何況，這次的主題又是「無路可退」。要是用現代寫實表演邏輯來評斷這樣的帳篷劇，恐怕就輕忽了他們要把觀眾與空間「生吞活剝」的意志了。不像戲劇系學生學表演時要寫「角色自傳」的演員，就很笨拙嗎？摘取劇中角色攤販婦葉香的台詞給諸位看倌瞧瞧：「濁水溪下游一帶的人流傳著傳說，說是濁水溪源頭各有一隻金泥鰍與金鴨，金鴨為了捕捉金泥鰍，而金泥鰍為了躲避金鴨，便往水裡的泥沙深處猛鑽，就這樣把溪水弄濁了。老一輩的人也傳說，濁水溪的溪水若變清，就表示要改朝換代了。」

是不是？！他們可靈巧的很。

（原刊載於表演藝術雜誌六月號）

可惜了這「變體、閏位」之快！

創作社《少男金釵男孟母》
5月14～17日台北城市舞台


細讀李漁《無聲劇》之第六回〈男孟母教合三遷〉這如現代短篇小說般的行文，禁不住會狐疑原作者的心鏡究竟反射著什麼打算。創作社編導周慧玲巧妙改編兩、三百年前李漁寫就的這則男同性戀家族故事，倒實在結構了女性／平反的意圖；因為連我都不服氣憑什麼說男人擁有的就是那「金汁一般」的東西。

李漁眼裡「照見」的揶揄污穢，在《少》中則成了魚貫一致的情愛；一是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秀才許季芳（演員徐華謙飾），違背同鄉「相處」陳大龍（演員李易修飾）的心意，選擇了另一位肌膚白到個盡頭的粉孩兒尤瑞郎（演員徐堰鈴反串）；二是尤瑞郎為報媒聘與堅示「有計留春」的決心而為許季芳自宮，並改名瑞娘；三則見許季芳為救瑞郎，寧可代他受罪，在法庭上替打、傷重不治。最後，當然是本劇破題的男金釵孟母「瑞娘」守貞不嫁，終身擔下許季芳之子承先（徐華謙再飾）的教養之責。

從全劇新編架構（雖僅有一萬多字的篇幅，原作堪具長篇連續劇的格局，更見改編之不易）來看，編導非常有野心地、也很成功地完成一齣可與英國知名作家邱吉爾劇作《九重天》Cloud Nine對話、並獨具台灣觀點的性別創作。再解讀這番效法邱吉爾時空跳躍的手法，劇中瑞娘一家由泉州、漳州及至台灣的遷徙，還有種歷史性、浪漫的回眸與告別。只是，《少》劇的創作幾乎空前未有地挑戰了觀眾詮釋的眼界；戲裡那場〈拜帖求親納男妾〉與南管共舞的做愛景，有人嫌演員徐堰鈴的生理性別礙眼，有人不解是否製作單位找不著合適的男演員，或如我不斷尋思編導的原意──其實，瑞郎身披的那件白色長衣，在兩個角色做愛之間，縹緲曖昧，整場的戲劇動作，幾乎能包容所有性別情愛的親密，退一步看、閉上眼想，教人喜歡極了。

沒想到編導顛覆的企圖，就是這麼簡單、低調！儘管劇團並無意張揚這齣戲天生的酷兒舞爪。然而，從劇場實踐層面檢視，《少》劇卻少不了劇場空間、身體與語言等的尷尬與問題。

全劇舞台以平面版畫的風格設計，並兼顧多元走位，而留出戲曲圓場的中下區位。在堪稱中大型的劇場空間裡，《少》的上半場表演，幾乎每位演員都有咬字傳達的障礙──不論是音響還是聲音之故；而空台能量的微弱，教人猜想是否需要更多寫實的細節？或是取編不同的身體風格？這溫吞的流動，讓精彩的台詞僅能展現少許火花，幻覺不繼、疏離模糊，也許音樂性的體質能彌補這樣先天的不足？直至最後〈官告〉一場，演員劉守曜與李易修的搭罵，才炒熱節奏。不過，觀眾不難看出編導在上半場以詩化舞蹈處理諸多場景的用心，可惜單薄了些。

想當然，下半場的現代場景（民國五十年代）較有節奏，或有小節不拘，卻著實刻劃著當年台灣的生活剪影，也有編導創作對那段歷史（例如白色恐怖）的想像。重複發噱的對話，凸顯了演員彼此的默契與幽默，但也顯得原地打轉，與環境（場景）封閉的荒謬。一場西裝相贈的場景，演員李易修的演出稱職展現畫龍點睛之妙──無非是那聲哽咽與淚珠，同感者無不動容！

戲末無法收尾的除了情節；例如警察查信的無解旁枝或是所謂模範母親頒獎的用意等等，還有那一陣若強風豪雨的鎂光燈照，觀眾可能自有量尺。但是，因為下半場如此具體寫實的呈現，作者試圖以象徵作結，實在顯得突兀不解；關鍵是，有沒有人真的「讀得出」？「看得見／不見」？

（原刊載於表演藝術雜誌七月號）

在虛擬寓言與現實間自我催眠

《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》
香港非常林奕華
4月17日台北國家戲劇院

在香港非常林奕華劇團所製作的這齣虛擬寓言裡，觀眾們目睹「李想」墜樓而亡固然可怕，但我私下揣想，現實生活裡的「李想」也許只是整了型、變了樣，看不出到底有多少變化，似乎比較駭人聽聞吧。

多重象徵的精緻高階舞台，主宰著《華》劇的視覺；舞台右側的格子書櫃，強調了「分類」的偏見，而左側的高欄，表現了俯瞰睥睨的姿態。木質顏色的選擇，既凸顯了設計性，還有視覺的象徵，淡然地說著這個都會故事中的冷漠與蒼涼。台階驚人的高低落差，讓人感受到強烈的權力誘惑；透過導演靈活的台位調度，增加了全劇台位的變化與彈性。

從全劇的執行度來看，導演林奕華的視覺呈現較以往而論，更臻穩健成熟；與編劇張艾嘉等人的合作，似乎得以讓他專注於導演美感的鑽研和思考。從開場的「電梯」轉景、透過演員動作活用了辦公室的長桌、演員搭乘計程車的背側台面向，以及主角在不同層次的樓梯上玩打網球的動線等場景，導演均能在劇院偌大的空間裡，有效地解決了很多腳本場景的問題，甚至發揮了劇場中的視覺效果，讓我看了淋漓暢快！

最美的場景莫過於下半場的「餐廳」。台下的觀眾望著演員張艾嘉所飾演的角色張威，攬著角色李想（演員鄭元暢飾演），緩緩自舞台深處走向下舞台的長桌，導演選擇「超越」虛擬敘事的寫實邏輯，讓張威坐在離特助大偉（演員王耀慶飾演）較近的座位，反而讓李想坐在遠端，直接呈現角色之間的心理距離。「李想」在不在現場，變成此景不被在乎的一環。在藍、綠燈光的切照下，這兩個鉤心鬥角的始作俑者，竟有著悲劇性的蒼涼與孤寂。可惜，由於對話與台詞的單薄，終究不足顯現角色的深度；無論是張威的旁觀心機、大偉的為難掙扎（諸如他自己的經濟崩潰與對張薇的感情等等），離所謂移情認同而投入的說服性，還有一些距離。弔詭的是，我們究竟是被角色、事件說服？還是馴服於演員的表演魅力？

若從電影《危險關係》（如劇中台詞暗示）的角度來看，我認為編劇嘗試的角色關係結構，似乎過於牽強；原因在於《危》片著墨性與政治的曖昧與操縱，並且在宮廷貴族的背景下，深刻經營角色的互動，《華》劇最「心虛」的一環是：我永遠不知道他們在辦什麼公、爭什麼權，從頭到尾大家只是恐懼被開除與減薪，小人物的心聲如何遷就這麼一個西方化、異類，偏又「女性為慾望原罪」的刻板架構下呢？

或許因此，《華》劇刻意塑造一個「兩極」的工作生態，走在一個模糊的虛擬敘事故事裡，用非常典型的人物，非常表面的對話，來呈現所謂一個公司王朝的權力更迭。小人物李想原本在旁白裡敘述自己即將在十分鐘後死亡，似乎成功營造了一個通俗劇懸疑的故事起頭；無奈的是，既要滿足寓言的象徵，又要鋪陳角色的內涵，「十分鐘」這個象徵著故事倒敘的時間表，也可能只能是虛晃一招，觀眾開始面對上半場漫長而繁瑣的角色鋪排，而演員也有進入角色還是典型的尷尬。這一點問題，尤其在女性角色上特別明顯。

舉例而言，穿著暴露大膽的嘉玲原是老闆用來拉攏副董的一記棋子，在沒有足夠篇幅描繪這個角色的情況下，嘉玲突然對觀眾表白、崩潰，全場的煽情讓我疏離。而蘇菲（演員謝盈萱飾演）與大偉於第十三場〈舊的不去新的不來〉中的對手演出，雖然血淋淋地呈現了彼此的情感拉鋸與痛苦，也因為全劇篇幅與重心所限，即使演員如此真摯（幾乎也是表現最好）的詮釋，蘇菲這個角色也僅止於擔任功能性的被害者而已。同樣地，當劇終前張威被「宣判」開除職位，或是面對大偉與李想之死，表現出萬般痛苦時，我也沒有被她的情境與遭遇所說服。

大概就是在這樣模稜兩可的寓言與現實之間，觀眾還得以在現實生活裡催眠自己，崇拜偶像，繼續看著舞台上搬演所謂的人生吧。

（原刊載於表演藝術雜誌六月號）